这时，丁禾苏伸出手，轻轻握住了她的手。他的手温暖而干燥，她的手却冰凉微湿；他将她的手完全包裹在自己的掌心里，双手合拢，如同呵护一件极其珍贵、脆弱易碎的东西。

“别怕。”

他的声音很轻，轻得仿佛一句郑重的承诺。她没有说话，只是将他的手握得更紧了些。

大门开了，有人从里面走出，也有人陆续进去。

苏静安的律师低声提醒了一句“时间到了”，便朝门口走去。苏静安跟在他身后，丁禾苏则紧随苏静安之后。她踏上台阶，一步，停顿；两步，微顿；三步，驻足。走到门口时，她停了一下，回过头望了他一眼。他仍然站在台阶下方，双手垂在身侧，静静注视着她。阳光洒落在他脸上，洒在他深灰色的外套上，也落在他浅蓝色衬衫微微露出的衣领上。他的嘴角微微上扬，弯出两弯浅浅的月牙，那笑容里透着光。

那光照在她脸上，仿佛将她脸上的苍白和青黑色印记都映得淡了些。她转过身，迈步走进了那扇门。

门在她身后轻轻地关上了。走廊里的灯亮着，白得刺眼，光均匀地洒在灰色的地砖表面，浮起一层薄薄的、冰冷的釉色。

苏静安跟着律师，一步步走过那条显得格外漫长的走廊。脚步声在地砖上清晰而规律地回响着，嗒嗒，嗒嗒，每一记都像敲在胸腔深处，与她愈发急促的心跳逐渐叠合。她走过两旁一排排紧闭的门，目光扫过门上金属质地的门牌号码：102，103，104……她机械地数着这些递增的数字，仿佛依靠这个简单的动作才能维持呼吸。数到107时，前方的律师停下了脚步。

“到了。”

律师的声音不高，却在这过分安静的通道里显得突兀。

门虚掩着，里面是一个不算宽敞的房间。法官端坐在正前方的高背椅上，身着深黑色的法袍，面前是电脑和堆积起来的案卷材料。书记员坐在侧旁，手指在键盘上飞舞，敲击声细密而连贯，嗒嗒嗒嗒，如同一场永不疲倦的雨。原告席和被告席面对面摆放着，中间隔着一片象征性的、空荡荡的区域。

苏静安走到原告席坐下，将随身的包稳妥地放在脚边，然后从里面取出准备好的材料，一份份铺在桌面上，理得整整齐齐，边角对齐。做完这一切，她才抬起头。老邓已经坐在对面了。他的律师紧挨着他，正快速地翻阅着文件，纸页翻动时发出哗啦哗啦的、略显焦躁的声响。老邓并没有看她，只是低垂着头，视线凝固在自己面前那张空空如也的纸上，纸上一个字也没有。

法官敲了一下法槌，声音其实不大，但在房间极度的寂静中，却显得格外清脆、具有穿透力。书记员应声站起，开始宣读法庭纪律，语速飞快，像在完成一项既定程序。

苏静安并没有听进去那些字句，她的目光只是飘忽地掠过法官开合的嘴唇，掠过书记员翕动的嘴唇，再掠过对面律师张合的嘴唇。她将自己从这些无声的唇语中抽离出来，意念缓缓上升，最后悬停在天花板上。天花板是纯净的白色，平滑无瑕，连一丝细微的裂纹都找不到，干净得像一张从未被书写过的纸。

法官开始陈述案由，核实双方当事人的基本信息，询问诉讼请求。轮到苏静安的律师了，她站起身，将离婚的诉求、关于孩子抚养权的诉求、财产分割的诉求，一条一条，清晰而平稳地宣读出来。声音不高，但每个字都咬得清清楚楚，在安静的空气中，每一条诉求都像一枚钉子，被稳稳地敲进厚重的木头里，发出笃实而沉闷的回响。

接着是老邓的律师发言。他也站了起来，语速明显更快，一条条答辩意见像连珠炮般抛出，仿佛急于走完一段路程。当念到关于抚养权的部分时，他的声音不易察觉地顿了一下，仅仅是一下。

法官开始对双方进行询问。先问苏静安，关于她的工作、居住状况。她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地回答，声音不大，但异常清晰。她努力控制着自己的语调，生怕说错任何一个字。那些话语从她唇齿间艰难地逸出，在法庭沉闷的空气里悬浮片刻，然后落入法官专注倾听的耳中，落入书记员指尖跳跃的键盘记录里，也落入对面老邓那一片深不见底的沉默里。

当法官问及她的身体状况时，她的律师代为陈词，将一摞病历、诊断证明、出院小结逐一展开、宣读。法官听着，时而微微点头，时而蹙起眉头。

法官转向老邓：“你对原告的身体状况了解吗？”

老邓沉默了片刻，才答道：“知道。”

法官追问：“那么，你为此做过什么？”

这一次，他沉默了更久，久到书记员敲击键盘的嗒嗒声，一下，又一下，仿佛尖锐的凿子，持续不断地凿进每个人的耳膜。他最后似乎说了什么，但声音含混不清。苏静安没有听清具体内容，她只看到他的嘴唇蠕动了几下，便归于静止。

法庭调查环节结束了。法官再次敲响法槌，宣布休庭，择日宣判。所有人都站了起来。苏静安也站起身，将桌上的材料有条不紊地收回包里，再将包挎上肩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