就在那时，他睁开了眼睛。那双棕色的、如同秋日泥土般的眼睛里，有一种光，碎碎的，亮亮的，像是摔碎了的星星。他就用那样破碎的目光看着她，看了短短几秒，然后松开了手，重新闭上了眼睛。他并不知道，自己看到的，终究不是心里的那个人。

他醒了，便开始发了疯似地到处寻找。他报了警，围着一座又一座山，不知疲倦地转。他的伤远未痊愈，走路还一瘸一拐，手腕上仍缠着纱布，纱布底下是绳索勒出的、深可见骨的伤口。他不听任何人的劝阻：林晓劝他，他不听；父母劝他，他不听；就连办案的警察劝他，他也充耳不闻。他去了那个采药人发现苏静安的地方，一遍遍地搜寻，又把附近所有的山头都走了个遍。

他走了太多太多的路，鞋磨破了好几双，脚上磨起了水泡，水泡又磨破了，渗出的血把袜子和皮肉黏在一起，脱下来时撕扯着连皮带肉。可他并不觉得疼，心里的疼比脚上的疼沉重千倍万倍，重到他已经感觉不到身体上任何其他痛楚了。他问过那个采药人，问过附近的村民，问过县城里每一家医院，也问过派出所里每一位经手的民警。没有人知道苏静安去了哪里。

有人说，她可能被转送到更远的医院了；有人说，也许她根本没救过来；也有人说，从那样的地方坠落，那样被发现，活下来的可能性实在渺茫。

他不信。

他把所有那些“可能性不大”都默默咽了下去，咽进腹中，咽进胃里，咽进那些结痂未脱、正悄然愈合的旧伤深处，让它们沉到最底。

最终，公安那边给出了正式的消息：很有可能已经遇难。

他把那张盖着公章的纸反反复复看了三遍，把纸上的每一个冰冷字眼都看进去了，收进心里，压在那一堆“可能性不大”的上面。他不愿意相信，却无法不信，于是哭了。哭得伤心欲绝。他很少哭，从小到大，记忆里哭过的次数屈指可数。小时候摔得再狠也不哭，被同学欺负了不哭，考试考砸了也不哭。

但那天，他蹲在那个采药人发现苏静安的溪沟边，把脸深深埋在膝盖里，肩膀剧烈地耸动着，却没有发出一点声音。

溪水从他脚边潺潺流过，哗哗地响着，很轻，很缓，像一首为逝者轻轻哼唱的小小安魂曲。

在他寻寻觅觅、悲伤绝望的整个过程里，林晓一直安静地陪在他身边。她给他送饭，陪他去山里一处一处地找。当他蹲在溪边无声哭泣时，她只是远远地站着，没有走近打扰。等他终于哭完，站起身，她才默默递上纸巾。他没有接，只是用袖子胡乱擦了把脸，袖子湿了一片，分不清是泪水还是溅上的溪水。她没有多问，把纸巾收回去，又从保温袋里拿出温热的饭盒递给他。他接了，打开，饭菜是暖的。他勉强吃了几口，实在咽不下去，便又把盖子合上。她默默收好饭盒，仔细拉严保温袋的拉链，拎在手里。两人沿着溪沟往下走，一路无话。

林晓对他是真的好。她甚至替他安抚、照顾好了他的父母，逢年过节必上门看望，买衣服买补品，耐心陪他妈妈聊天。他妈妈很喜欢她，常说这姑娘懂事、体贴、会疼人。连林晓的生日，他妈妈都比他自己记得更清楚，提前好几天就会打电话提醒他。

她不争，不抢，从不逼他，也不催他，只是安静地在那里存在着——在他需要时出现，在他不需要时便悄然隐退。然而，周围的人开始等不及了。他妈妈说，你还年轻，总不能这样过一辈子；他爸爸说，人要往前看，不能总活在过去；好友章建说，林晓真的挺好的，你考虑考虑；医院的护士长也打趣，你再不结婚，科里惦记你的小姑娘们可要急死了。

所有人都在催，都在说，用那种“都是为你好”的、不容置疑的语气，把这些话一点一点塞进他的耳朵里。它们在那里层层叠叠，互相挤压，越来越沉，越来越重。他终于抵抗不了来自家族、生活、周遭所有力量的合围与压迫，答应了与林晓的婚事。

那天晚上，他一个人坐在租住的狭小客厅沙发上，把那枚新买的戒指从丝绒盒子里取出来，举到眼前，在昏暗的光线下看了很久很久。戒指是素银的，没有任何花纹装饰，内圈浅浅地刻着两个字。

他把那两个字，一遍又一遍地看了又看，然后……他轻轻地把戒指放回丝绒盒子里，然后把盒子端端正正地摆在茶几中央。他的目光便从那里开始，缓慢地、一件一件地扫过茶几上所有属于她的痕迹——那些她兴致勃勃买回来的，那些她不经意间留下的，那些她日常使用过的物件。

那只总是被她抱在怀里、如今缺了一只耳朵的绒毛兔子；那根她戴了很久、内侧磨得光滑的银镯子；那张她小时候画的、颜色有些淡去的小草莓水彩画；那个她撕开后没吃完、如今已有些受潮的零食袋子；还有那些他亲手折叠整齐、仿佛主人只是短暂出门的她穿过的衣裳。

他没有去触碰它们，只是静静地看着，然后把它们一件一件地、无比珍重地收纳进心底某个柔软的角落，和那些无数次想说却未曾说出口的“对不起”，以及那无数个轻轻念出又沉沉落下的名字——“苏静安”——存放在一起。这些具象的物件，便从此与他那些无形的伤口、那些深夜流过的眼泪、那些为了寻找她而踏遍的一座又一座荒凉的山岭，长久地存放在了一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