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在等。”

她的声音不大，却异常清晰，她把每一个字都咬得很清楚，仿佛要让它们带着重量落地。

“我在精神病院待了整整两年。那里的每一个人，从医生到护工，都把我当成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。现在我终于出来了。”

她顿住了，喉头微微滚动，把那口堵在胸口的气息咽了下去，然后重新开口，语气里有一种近乎固执的平静，“我在等，等一个鲜活的、会走会笑的你出现。他们说的那些话，我一个字也不信。你看，我终于还是等到了。”

她的嘴角很轻、很短地向上弯了一下，那弧度转瞬即逝，像是什么柔软而脆弱的东西在胸腔里被轻轻拨动了一下。

“你还活着。”

“我也是。”

他看着她，目光仔细描摹着她的脸——苍白的，眼睛下面有浓重的青黑色印子，这一切都和记忆里重叠，却又因为时间的冲刷而显得更加清晰。

他的眼眶骤然红了，他用力眨了眨眼，把那些快要涌出来的温热液体生生憋了回去。

“看到你活着，我也……真开心。”

他把“真开心”那三个字咬得很重，仿佛要用这三个字来钉住什么。他稍稍移开视线，看向柜台光滑的表面，继续说，“你知道吗，当年抢劫我们的那个团伙，后来被抓了。”

她“哦”了一声。

那声音平得像一面冬日的湖，没有风，没有浪，甚至连一丝细微的波纹都没有。她伸手拿起搁在旁边的圆珠笔，把交接班本子翻到一页空白处，笔尖悬在纸面上，迟疑了一下，写下几个字，又迅速重重地划掉了。

“丁禾苏。”

她叫他的名字，连名带姓，三个字。她把这几个音节从唇齿间送出来，说得很慢，每个字都像是要在舌尖上停留片刻，去品尝它具体的笔画，它书写的顺序，它在“丁禾苏”这个名字里所占有的位置。

“你还不回去吗？你太太该着急了。”

“太太”那两个字，她咬得格外重，重得像两块被用力抛入深水的石头，没有溅起什么水花，只传来一声沉闷的、被水吸收了的响声，咚，然后一直沉到底了。她把那两个字从心里剜出来，搁在桌沿，搁在两人之间那一米宽的空气中央，让他看，也让那两个字沉下去，压住底下所有翻腾着却未能出口的潮汐。

“她救了我。”

他终于抬起眼，直视着她的眼睛，那里面有复杂的、碎裂的光影在晃动，“所以……”他没说完，那句话的后半截融化在了空气里，留下一个苦涩而无奈的开端。

“你没必要跟我说这些话。”

她把那一个字一个字平铺直叙地吐出来，语气平得像一面结了厚冰的湖面，平滑，坚硬，没有裂缝。她同样看着他的眼睛，把他眼睛里那些零碎的、闪烁的、如同打碎了的星光一样的光。

“她看样子是个不错的女孩，好好珍惜吧。”

楼下传来了脚步声，由远及近，是来接班的同事到了。她没有再看他，把桌上那把小小的抽屉钥匙推过去，将交接班本子翻到需要签字的那一页，再把笔规整地放在旁边。她站起身，下意识地扯了扯那件洗得发白、袖口已经起球的棉麻衬衫下摆，又把几缕从粗糙的木簪里滑出来的碎发别到耳后，然后把凳子轻轻推回到桌子下面。

她从柜台后面绕出来，手里拎着那个装着洗漱用品和换洗衣物的布袋，走到他身边时，脚步极其短暂地停顿了一下。她的嘴唇似乎动了动，但没有发出任何声音，随即她继续向前走去。老旧的木楼梯在她脚下发出吱呀吱呀的呻吟，她走得很慢，一级，又一级，走到转角那个光影昏暗的地方时，她停了一下，没有回头，然后又继续向下。

她回到自己那个狭小的房间，关上门，门锁发出“咔嗒”一声轻响，那声音清脆而细微，和两年前那个出租屋的门锁发出的声音一模一样。她把布袋放在桌上，从里面摸出一个白色的小药瓶，拧开塑料瓶盖，倒出两粒药片，白色，很小，静静地躺在她的掌心。

她垂眼看了那两粒药很久，最终没有吃，又把它们倒回了瓶中，拧紧了盖子。她在床边坐下，陈旧的床垫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声，弹簧也跟着吱呀了一声，这和两年前那个出租屋里的床垫声音一样。她脱下那双穿得很旧、边缘已经磨损的布鞋，把双脚缩到床上，拉过被子盖住自己的腿。她的手在被子下面无法控制地颤抖着，那不是因为冷，也不是因为害怕，是一种身体面对巨大空洞时不知所措的本能反应。

她闭上眼睛，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他刚才站在前台外的样子，隔着那张棕色的桌子，隔着那一米宽却仿佛无法逾越的距离。他瘦了，颧骨显得更高，眼下的阴影更深。他嘴角那道疤变得更淡了，淡到几乎难以辨认。

四周明明那么平静，平静到她几乎要相信自己已经痊愈了，平静到她以为那些药片真的渐渐修复了她内心的裂痕。可心口为什么会传来一阵阵清晰的绞痛？这种感觉如此鲜明，如此具体，让她忽然间觉得，这比单纯的死亡还要令人难以承受。